读了孙周兴教授的大作《实践哲学的悲哀——关于张汝伦的〈历史与实践〉》，眼界大开，原来学术批评还可以这样写！既然被指为抄袭和剽窃的“文抄公”，自然不得不回答一二，以不负孙教授的苦心，亦为《历史与实践》的读者负责。
据孙教授说，他根据国内朋友随机选择《历史与实践》一书第二章“实践哲学”中的一部分（第96－105页），对照德语的《哲学历史词典》第7卷，在“实践、实践的”条目下找到了这10页的内容，同时提供了部分证据，不过奇怪的是，他的证据其实只涉及从98－102页等5页的内容，其余5页的内容既然也可在该条目下找到，为何不一并“揭发”，以正视听？然而，仅根据这5页的有关内容，他得出结论说：这本共487页的著作是从《哲学历史词典》抄来的。看来孙教授深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道。只是我想请教，103页以后的内容出于《哲学历史词典》何处？
说实在的，读了孙教授的批评文章后，惊奇大于愤怒。因为只有把引用别人的东西算为自己的东西，才可说是抄袭和剽窃。而我在该书的“后记”（孙教授显然读过这个“后记”）中说得很清楚：“本书原本只是我自己在国外读书的一些心得和记录，最初并无一个明确的著书计划。但后来发现，我的研究思路使这些陆续写成的读书笔记和心得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这就使我萌发了以此为原材料写一本关于西方实践哲学著作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本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实是自己当初的读书记录和笔记，最初记下来只是为了自己看，第98－102页上来自《哲学历史词典》的内容即属此类，所以摘录，翻译都比较随意。回国后觉得实践哲学非常重要，而国内对之了解不够，遂决定在此基础上成书。由于其时已回国，手头找不到《哲学历史词典》一书，无法注明它的版本及出版地点和出版日期，也因为这个原因，未能将它列入参考文献；为此，不仅在“后记”中写了上面这段话说明此书内容的来源，而且在后面还再次指出这本书“可以说是带着对话意图去听别人意见的记录”。这就把象这种由于某种原因未注明出处的材料都包括进去了。而之所以列了那么多参考文献，倒不是象孙教授想的那样是要“唬人”，（稍有哲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哲学经典著作几乎没有一部后面是有参考文献的）而是要告诉人们，这些“别人的意见”都是哪里听来的，以免将别人的东西算在自己的头上。此外，本书尽量多加注（全书487页，共843个注，平均每1页两个注），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正因为这本书叙述的许多内容都是从别人那里看来或者说听来的（我以为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先要听清别人是怎么说，否则不免信口开河），所以郑重声明，这部书是“听别人意见的记录”。在这个竞相标榜“原创”的时代，如此坦然承认自己的书是“听别人意见的记录 的人恐怕不会太多。自命不凡的人不会这么做，存心剽窃的人更不会这么做。
但即便是声明这本书是“听别人的意见的记录”，也决不是说它没有作者的分析和理解。相反，不怀偏见的读者都会发现，它有着明确的主题，完整的结构和一以贯之的思路和线索。正是这些使所谓它是一部“伪书”的指控不攻自破。《历史与实践》以实践哲学为纲，将历史哲学、语言哲学和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统一到实践哲学的主题下来论述。该书的叙述从历史哲学开始，是因为历史是实践的基本条件，但实践又构成了历史哲学的基础，因此，历史哲学必然要归结到实践哲学。实践的基本特征是理性行为，因此，实践哲学必须探讨理性的本质。但在实践行为中，实践理性具体体现在语言中，因此，语言哲学必然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全书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结构和思路展开的，各个章节之间严密的逻辑联系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细心的读者当会发现，它的各个部分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有机整体。任何词典的条目都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特点，抄袭或翻译词典的著作更不可能有这样的特征。
而说它“不是一本单纯述而不作的著作”，不是说有什么独特的发明，而是指“无论材料的取舍，叙述的角度，还是分析的结论，都可以看出作者理解的视界。”材料的取舍自然是围绕着实践哲学的主轴；至于叙述的角度，也是从实践哲学出发。例如，第一章处理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是哲学的热门主题，但多数作者都是就历史哲学谈历史哲学，还少有是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谈历史哲学的。后面讨论理性问题和语言问题，基本上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我有自己的叙述角度。孙教授说我这本书连“述”都没有“述”，而是抄了人家的“述”，根据大概就是上述引用《哲学历史词典》中有关实践概念史的材料。但《哲学历史词典》只是一部工具书，它的叙述目的是提供某一个哲学概念发展的客观事实。而我引用这些材料，是为证明“实践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复杂性决定了实践哲学范围的广阔性”（102页）及其内容的丰富性服务的；而这些内容在《哲学历史词典》中是丝毫找不到的。这就是说，我的叙述角度与《哲学历史词典》的叙述角度有着极大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又基于我自己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例如，在第94页上，我指出：“如果生活世界是最基本的存在事实，那么哲学思辨必须从这个事实开始。这样，首先进入哲学视界的，必然是实践。哲学如果把实践哲学作为基础，那就表明哲学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发点。也表明哲学自身更新、自身超越的意图。哲学是理论，但从它的这个出发点来看，又不是纯粹的理论，如果它新的自我认识与人的自我认识一致的话，那么它必然要超出自身，成为实践的一个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赋予实践哲学以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能成为哲学自我更新的一个契机，由于中国哲学的实践哲学特性（这一点也早为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西方哲学家认识到），它也可能成为沟通中西哲学的桥梁。说这本书是“一条通向现代中国哲学思想之路”，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在建筑中，人们不会因为建筑师用了一些非自产的原材料就说房子不是他造的。对于《历史与实践》这幢房子的原材料之性质，我在“后记”中已反复声明，而其产地，也大都作了交代。这本书是“听别人意见的记录”，就是针对其众多的原材料说的。但是，这本书的结构和思路，以及它的叙述目的和角度，也就是这幢房子的设计和造法，却是自己的。“不是单纯的述而不作”，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我想，这应该说把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分得很清楚了。
从孙教授的文章看，他好象是读过《历史与实践》的“后记”的，如果因为忘了，而发现上述他提到的那些材料来自《哲学历史词典》却未注明从出处，就指出它们是抄自该词典，倒也情有可原。可是，这并不是他写这篇批评文章的真正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仅仅根据那几页来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材料没有注明出处，来一口咬定这本书是抄自该词典。其想象也未免太大胆了一些，但却忘了小心求证。《历史与实践》共487页，要证明它抄自《哲学历史词典》，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点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页的内容，要证明它出自《哲学历史词典》或其它任何一本书，我想他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更不用说本书的其它部分了。孙教授在他的大作中提到“学者的道德规范”。在“学者的道德规范”中，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夸大，不缩小，实事求是，大概也是起码的一条。缺乏足够的证据就一口咬定《历史与实践》一书是抄自《哲学历史词典》，这就不是批评，而是诬陷和诽谤了。而诬陷和诽谤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毫无疑问，孙教授对《历史与实践》和《哲学历史词典》都很熟悉。他应该知道，这是两部很不同的书。《哲学历史词典》是一部工具书，谈不上有什么主题，只是按字母排列，客观介绍哲学基本概念的历史。而《历史与实践》是要探讨实践哲学及其基本内涵，主题极为突出，无论在内容、风格和目的上都与《哲学历史词典》有极大的不同。这本书也并不完全象孙教授所理解的那样：“实际上就是对四个哲学概念——‘历史’、‘实践’、‘理性’、‘语言’——的哲学史的分析和梳理。”比方说，第一章讨论的是历史哲学的历史及其问题，以及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历史哲学，这不能等同于对“历史”概念的哲学史分析和梳理。同样，第二章讨论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也不就是对“实践”概念的哲学史分析和梳理。第三章只有“理性概念之变迁”可说是对“理性”概念的哲学史分析和梳理，其余有关“理性”的部分是讨论近代西方理性的危机及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此问题的应对。第四章也只有第1、第2节可说是对“语言”概念的哲学史分析和梳理，后三节分别讨论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语言哲学。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内容在《哲学历史词典》里都不可能找到。事实上，除了“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外，《历史与实践》与《哲学历史词典》没有任何关系。谓予不信，拿证据来！
写到这里，我不仅为实践哲学感到悲哀，更为批评感到悲哀。记得1989年在波恩参加由洪堡基金会组织的纪念海德格尔诞生100周年学术大会时，会议安排德国著名哲学家珀格勒作主题报告。珀格勒报告讲完后，他波鸿大学的同事饶狄教授站起来提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使珀格勒颇为尴尬。但据一位毕业于该校哲学系的中国学者告诉我，他们两人私交甚笃。可见，国外学术批评是对事不对人，批评的目的是把问题搞清楚。而我国的学术批评往往是对人不对事。只要是朋友，就一味吹捧、赞扬。而指出缺点和问题的批评，往往充满讽刺和挖苦，甚至用非常刻薄乃至刻毒的语言与方式来进行，人身攻击也常常成为不可少的批评点缀。有时甚至批评成了诬陷和诽谤的手段，给人的感觉是批评者根本不是出于与人为善的态度，而象是与被批评者有着深仇大恨，非给“灭了”不可。以至于只要是批评，人们就怀疑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一定有着恩怨或过节。孙教授说他与我既无个人恩怨，也没发生过学术争执。其实这个声明是多余的。因为这并不一定就能保证批评是出于学术良知和客观公正的。客观公正的批评还牵涉到学者的人品、修养和风度。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孙教授，他使我对人性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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